趙紫陽留下了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

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它的内容關係到一段正在繼續影響着中國人現實命運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主題是改革。在大陸，在目前，這段歷史是被封鎖和歪曲的對像。談談這一段歷史的背景，也許對年輕的讀者瞭解本書會有點用處。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來，儘管步履艱難，中國畢竟在朝着現代化的方向，緩慢地演變着，發展着。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阻礙了它的進程，卻無法逆轉它的方向。

1949年内戰基本結束後的中國，有了新的契機。

本來，如何循序漸進，如何實現現代化，要不要搞社會主義，都應該屬於可以討論、可以爭論的範圍。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去做，真的實現“普選”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這兩個大問題解決了，中國社會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問題，都不難解決。

全面逆轉中國發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為名的兩個運動。二者相輔相成。前者是針對所有制的，是模仿《聯共黨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決定通過集體化、國有化、計劃化，達到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目的。後者是中共根據毛澤東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指揮，在全國五百萬名知識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這兩個運動是中共執政歷史上的轉捩點，開闢了與民主與法制背道而馳之路。

走上了這條自稱爲“社會主義”的路，就消滅了市場，消滅了“耕者有其田”，也消滅了自由，同時也斷送了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許多好的傳統。面對建設，這種“社會主義”乏善可陳，只能把老百姓維持在“少數人餓死，多數人餓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澤東時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擁有憑證消費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憑證消費的限額大約是每天將近一斤糧，三天大約能吃一兩肉，每年大約能買做一套衣服的布；對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居民，包括被迫“自願”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黨和國家愛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滅。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來實現現代化的夢想背道而馳，越離越遠。

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佈，“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出路何在？毛的前貼身警衛，黨的副主席的汪東興說，凡是毛主席的決定，必須永遠執行，始終不渝。黨主席華國鋒也跟着他如是說。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內，威信最高的經濟權威，是陳雲。他三十年代就進入政治局，比鄧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開始管經濟。毛發動“大躍進”之前，陳是第一副總理，全國的經濟總管。毛嫌他太實事求是，叫他靠邊站。毛宣佈自己是主帥，任命鄧小平為副帥，大煉鋼鐵，結果闖了禍。現在毛死了，陳雲給中國經濟開出來的藥方是“調整”，糾正比例失調。

這是陳雲實踐經驗的結晶。“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農民，1962年就是靠陳雲“調整”糧食、鋼鐵等生產指標，才得以收拾殘局。陳雲反對黨的瞎指揮，但不反對黨的領導。從政治上的一黨領導，到經濟上的全盤公有化計劃化，糧棉油的統購統銷，陳雲不但不反對，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制度。改掉毛的這一套，等於改掉陳雲自己。

對陳雲的分析不能簡單化。他捍衛國有制，但不捍衛人民公社；他喜歡計劃經濟，但不喜歡不切實際的指標；他主張政府為主，但允許市場為輔（“大集體，小自由”）；他認為經濟自由度應該像關在籠子裏的“鳥”，但反對把它捏在手裏；他相信蘇聯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國主義；在“自力更生”，“不吃進口糧”那个年代，他敢於挺身作證，“我聽得毛主席說過，糧食是可以進口的”，一句話，就把“進口糧”的修正主義性質，平反為毛澤東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維護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但對毛澤東破壞黨規黨法看不惯。這些，趙紫陽在回憶中都有記載，還歷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極高的元老，是鄧小平。鄧是毛的親信。因為毛指定劉少奇為唯一接班人，鄧在文革前才當了劉的助手。文革初，不瞭解底細的群眾把鄧和劉誤為一談，但毛心裏明白，沒有拿鄧跟劉一样，往死裏打。毛晚年企圖整肅周恩來，鄧卻和周走到一起，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寵信。文革中鄧一再被貶黜，“越批越香”，這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像。——也許，鄧小平能夠成為改革毛澤東體制的领導人？

但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整頓，就是整頓企業，整頓領導班子，撤換不服從領導的幹部，以鐵腕落實既定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紀律，以鐵腕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簡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強化毛的體制。整頓是鄧小平的強項。文革後期，毛主席叫“四人幫”抓革命，叫鄧小平抓生產，鄧雖然不懂經濟，但用了“整頓”的手段，硬是把生產搞上去了。

鄧小平的特長是精明。他不糊塗，不迂闊。他心裏早就明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那一套也許無法挽救經濟的崩潰，也許必須轉而向市場經濟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亂經濟”的風險，更不能冒“反社會主義”的風險。畢竟，經濟不是他的所長，他是搞政治的，必須在政治上站穩腳跟。1979年3月，他發表了被載入史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政治路綫。 一年後，他以全黨領袖的氣魄，發表了進一步籠罩八十年代的綱領《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他指点江山，講國際，講臺灣，重點是講現代化建設。怎麼現代化呢？讀一讀《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頁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鄧小平開的是四味藥：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團結；三、艱苦奮鬥；四、又紅又專。面對毛澤東死後扔下的爛攤子，鄧小平盡了一個政工人員的努力，他在加強領導，他在鼓舞士氣，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綱領裏沒有體制改革。

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制裏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裏，都沒有改革。

四川在探尋改革之路

探尋體制改革之路，怎麼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麼。

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當時誰都說不清楚什麼叫做“體制改革”。在四川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人中没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意說清楚） “體制改革”應該改掉什麼，說來說去，無非 “集中還是分散”，“分散還是集中”。這裏有個風險的問題。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不僅說了，而且動手了，穩穩當當開始做起来了。1976年，四川開始放寬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領域擴展到體制領域，進行了城鄉經濟體制改革試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農民自主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劃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獎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了。你說“所有權”、“計劃權”，自居正統的人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不懂得“所有權”只姓“公”，“計劃權”只姓“國”，“領導權”只姓“黨”嗎？但 “自主權”不硬不软，明確，穩當，從這裏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很穩當。提出“農民自主權”和“企業自主權”，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把“農民”和“企業”（而不再是“黨”和“國家”）定位為城鄉經濟的主體。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擴大“農民”和“企業”的自主權，和縮小“黨”和“政府”的干預權，是百分之百的同義語。

1978年，四川省委在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作出了以擴大自主權為內容進行改革試點的決策。這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的一步，也是趙紫陽走上改革之路的起點。作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動黨和國家向農民和企業讓步，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推動“經濟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經濟的主體”讓步。當時胡耀邦在平反的實踐中創造了“冤假錯案”等一組辭彙，趙紫陽也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了 “鬆綁、放權、讓利、搞活” 等一組辭彙，這些都是不見經傳但不脛而走的歷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國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東，包括現在的重慶直轄市，包括民國時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內，當時全國十億人，四川佔了一億。兩千年自流灌溉的歷史，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六十年代毛澤東把這裏確定為三綫建設的大後方，使它成為高精尖軍事工業的大基地。“大躍進”時期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個看毛眼色行事，不顧百姓死活的人。1959 - 1961年全國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萬！毛的體制把四川整苦了，擴大農民和企業自主權使四川獲得新生。這當然不是領導者個人有回天之力，但無疑凝結着領導者的心血。“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越出省界，傳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穩穩當當搞經濟改革，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當時街談巷議中的兩個亮點。

進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趙紫陽相繼進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時進入常委，胡任總書記，趙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副總理（代總理），總理。

這就進入了趙紫陽回憶中的改革年代。同趙後來主持的全國規模的經濟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試牛刀而已。

體制改革，怎麼改，誰說得清楚？說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來，早就被鬥光了。因爲毛澤東已經用了幾十年時間，致力於一場接一場的以摧毀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階級鬥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討伐市場為能事的幹部和學者，在全民中散佈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和仇恨。

現在又過了三十多年，終於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但在大陸，卻有点怪，只許說改革，不許說非毛化。改革必須歌頌，非毛化必須聲討。三十年後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議要改掉毛的體制，無疑會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学生林昭同样的命運，改革則將命中注定要被徹底扼殺在萌發之前。

對毛澤東經濟體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説，經濟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1978年是“自主權”。三年後，1981年11月，趙紫陽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經濟效益”。他列舉1952到1980二十八年經濟增長的成績：工農業總產值8.1倍，國民收入4.2倍，工業固定資產26倍。那麼，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經濟效益如此如此，今後不走新路子行嗎！又過了三年，1984年，“商品經濟”的概念，在趙紫陽等人苦心推動下，終於在中國站住了，终於合法了！“商品經濟”是當時政治形勢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的代名詞。

這就關係到改革的全過程，其中的甘苦與探索，合作與分歧，在本書中都有論述，這是我看到過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趙與鄧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

1989年，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發生了正面衝突。

胡耀邦之死觸發了學潮。鄧主張調集國防軍鎮壓；趙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和民主問題，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全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來。

結局是大家所已經看到了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判決總書記趙紫陽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罪行；元老們決定由江澤民取代趙。江上臺後，把趙作爲國家公敵軟禁終身，併且從國内的書報、新聞乃至歷史中刮掉了趙紫陽的名字。

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不存在什麼個人恩怨。1980年4月趙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學潮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是滿意的，不是一般的滿意，而是很滿意。

鄧小平最初對經濟改革沒有表態，那是因為沒有把握，怕出了亂子，收拾不了局面。作為政治家，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實績以後，鄧小平開始放心。看到趙到中央後繼續穩穩當當，用穩健的改革，來推動計劃內和計劃外各種經濟成份同時穩定增長，鄧更加放心了。可以說，對趙紫陽部署的經濟改革，鄧是言聽計從的支持者，沒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對鄧的支持，趙也由衷感到高興。兩個人合作得很好。

問題完全出在對1989年學潮的性質的判斷上和決策的分歧上，深層的分歧發生在對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趙認為，學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鄧說，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說，學生提出的要求，反對腐敗，要求民主，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找出解決的方案，進一步推進改革。鄧說，不能向學生讓步，應該調集軍隊，首都必須戒嚴。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的爭論。常委會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是一種意見；李鵬和姚依林是另一種意見；喬石中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說，他同意“常委多數”的決定——就這樣，鄧小平拍板了。

十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雖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齊。）鄧小平也許認為，他不是常委委員，不必遵守常委的規則；也許，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夠重大，他有權拍板，事後通知政治局追認一下，就行了；也許，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規則”的觀念。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鄧小平也许認為，沒有必要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表決，這種程式太麻煩，扯皮，效率低，辦不成事。也许，他壓根兒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人”而設的。

《憲法》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戒嚴，但從5月17日常委決定戒嚴到5月19日實施戒嚴，這三天內，國務院到底有沒有開過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一查就清楚了。我查過了，沒有。

就這樣，發生了幾十萬國防軍進入首都，用坦克和衝鋒槍對付學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國防軍被用來對付向黨和政府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發生了，接着又是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穩定壓倒一切，它壓倒了改革，壓倒了法律，壓倒了良心，壓倒了國家的主人，壓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爲公民，趙紫陽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歲去世，這位大改革家才擺脫了軟禁， “自由”了。

有人說，總書記要分裂黨，而軍委主席要挽救黨。根據我的觀察，他們二位都是忠誠的共產黨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黨連在一起，都想把這個黨搞好。分歧在於，總書記認為，黨應該順應民意，應該服從民意；軍委主席認為，黨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出現不同的意見，對其他黨來說是正常的，但共產黨是靠槍桿子崛起的黨，一贯靠總指揮的命令來排除不同意見。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對人民，對同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家常便飯。

“六四”開創了全民噤聲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衝鋒槍下傷亡同胞的數目。我國年年組織討論日本侵略者殺死中國人的數目，從來沒有談論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殺死本國人民的數目。當局在國外公佈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新聞，這很機智，但不誠實。我家當時所住的“部長樓”內，就有人被窗外飛入的流彈打死。聽說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現場直播，我當時已在獄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這些活鏡頭，是鄧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國人在“妖魔化中國”。

血案之後發動了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後果。由於同情學潮，由於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而受到懲罰的人數，根據經驗，想必大大高於直接傷亡的人數。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這是黨國機密，不准打聽，不准“擴散”。多少人無家可歸，或者妻離子散？多少人被開除公職，永不錄用，生活無着？多少人消失了，被勞教了，被判刑了—— 誰知道？

黨中央開了武力鎮壓公民的先例。二十年來，歷屆領導上臺，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鎮壓的讚美。上行下效，省、市、縣、鄉、村，創造了多少起官員鎮壓公民的小天安門事件？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也許吧。二十年來的小天安門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這又是國家機密，當局不告訴，也不准國內媒體告訴中國老百姓。

有人說，鎮壓壓出了繁榮。我只知道，是經濟改革改出了繁榮。是人民，用市場經濟打破了毛澤東的枷鎖，才創造了繁榮。現在有人總結說，繁榮是鎮壓的產物。面對全球經濟危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在準備介绍鎮壓的經驗，來拯救世界經濟。

有人歡呼中國在鴉雀無聲中使自己躍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忽必烈的鐵蹄下，中國早已是馬可波羅親眼看到的繁華的天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根據名記者鄒韜奮先生提供的資料，中國原本就是第三個大經濟體，一貫高於德國和日本，僅次於美國和英國。鑒於當時的英國有許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現在的疆域計算，很可能，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經濟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亞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早已榮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開創了全民鴉雀無聲的新局面。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鴉雀無聲中重提經濟改革，重新分配財富。誰是鴉雀無聲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體被迫鴉雀無聲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當時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後必須鴉雀無聲，併且必須在不知不覺之中，畢恭畢敬，禮拜權力，聆聽謊言，當然更是無辜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