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趙紫陽爲此被撤銷黨内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

1989年5月17日，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致表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歷史性決定。

“六四”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當時，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繫斷了兩年多。1992年我們恢復了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爲“六四”當事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過程，前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説得更重，我說：“紫陽同志，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了，讓我們拉個提綱，我們問，他來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有關資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近來也草擬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了。

開始，除了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也就是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開始時想搞筆錄。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就準備讓我負責筆錄。後來我去廣州，把這件事告訴了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林若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磁帶一起給了我。我們就採用了口述錄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了門窗，躲在屋子裏一盤一盤地聽。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只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了。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六四”的、談改革開放的、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依照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形成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別是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面，無疑都是別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裏，趙紫陽詳細講述了“六四”事件的經過。作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敍述，對於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了他對“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治黨治國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錯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和衰落。

趙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到省委書記，到副總理，再到總理和總書記，一路幹上來的。“六四”以後，有時閒了，他開始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濶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爲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像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出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回蕩着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中外古今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裏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盤托出。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是歷史的事。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併不消極。1959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正地站出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是，比較而言，那時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制，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昇華。1966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説我趙紫陽作爲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只此一例。一時傳為國内佳話。

作爲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爲併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於他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更在於他在“六四”前後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在“六四”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絕不妥協，絕不屈膝，絕不退讓。他傳承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爲了人民，爲了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才可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了。我們願意向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臺的根本原因，是因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胡耀邦，繼承他們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2005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作過幾句評價，說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了。這個提法的變化，從中共中央來説，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四年了，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嚴行禁止之列。這些在歷史上說，當然是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呼喊的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