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見過趙紫陽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進他在倫敦下榻的酒店。他當時是四川省訪英代表團的團長，房間裏擠滿了他的同事，他們對我的突然出現有些驚訝。我知道，趙當時是四川省第一書記，率先進行農村改革，聲望正在不斷上昇，這次國外之行是爲了汲取經驗。但當時我研究的興趣比較側重於歷史。我問，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請他談談1960年代在廣東省主政的經驗？他說他很樂意。我向他的助手遞了一張名片，就離開了。

這本書的內容，是趙本人作爲總理，之後作爲總書記，直到最後被軟禁的經歷。這些文字給我們提供了北京高層風雲險惡的特寫鏡頭，在那一段時間裏，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作爲鄧小平的佐助，正在為他的改革事業努力奮鬥。雖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學者着文論及，但趙紫陽的記錄使我們有可能對撲朔迷離的內部鬥爭有所認識。

趙顯然非常喜歡他的總理生涯，其中涵蓋着探索和思考，失誤與失望，以及中國加速發展所帶來的喜悅。在元老中，他有對頭，陳雲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當毛澤東出軌的時候，陳雲總在經濟方面發出理智的聲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權的五年計劃制度是個好東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錯誤就行了；畢竟是計劃經濟把蘇聯搞成了超級大國。所以陳雲建議中國回歸正統。他提出了“鳥籠經濟”的模式：就是説，計劃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籠中之鳥。這樣一來，市場經濟就不會失控。趙很尊敬陳雲——（除了鄧）陳是此書中唯一被趙稱之為“同志”的元老，趙總是去訪問他，同他討論新的政策，希望贏得他的支持。即使達不到目的，好在後面還有鄧小平去制約陳雲。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趙似乎從來不大喜歡此人。李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唯一同周恩來共事（沒有被打倒過）的高級文職領導人。當華國鋒在毛的黃昏歲月中崛起之時，李成了華在經濟上的最高顧問。如果華繼續擔任領袖，李一定能大權在握。李對此念念不忘，也沒有忘記是趙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經常念叨自己在華的短暫過渡期間的成績，認為應該被承認為當前進步的起點。“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其實華的“洋躍進”——大量購買外國生產綫——極大地超越了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因爲李是元老，沒有人直接反駁他，趙當然也不會。所以李繼續念叨，說趙喜歡而且學了太多的“外國的東西”，亞洲四小龍的東西，甚至西方的東西等等。後來得到國家主席這個安撫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着名的反對派。如趙所說：“李先念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爲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

除了他與李先念的問題以外，趙其實比較幸運，因爲在鄧的上述兩員大將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擊。如趙所說，這是因爲胡是總書記，主管政治與理論工作，而保守派們發現胡對他們心愛的東西毫無興趣。趙在寫到胡的時候，流露褒揚之意，他認爲，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識分子，不願意像文革時那樣整他們。胡心直口快，不計較影響。實際上，胡與趙之間主要的分歧之一在於，胡有鞭策經濟快速發展的傾向，而趙主張寧可慢些，但要穩些。兩人都有將市場經濟帶入中國的決心，但看起來胡還沒有忘掉毛式的依靠運動發展經濟的方式。1983年，鄧召集二人開會，直截了當告訴胡，不要干預政府的經濟工作。趙認爲，在1986年學生示威事件爆發以前，鄧就已經對胡失去了信心。學生示威只是（給鄧）提供了搞掉胡總書記職位的機會罷了。總之，在這種情況下，胡能夠繼續留任政治局委員，已經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還有一個趙所不能比的優越條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機關度過的，也就是說，他有人脈，有老關係。正因為如此，趙告訴我們，胡被他的很多敵人指責扶植團派，因爲胡自1950年代就領導這個組織。相形之下，趙一直在不同地區的省級機關工作，只在1980年才調到北京，沒有什麼老關係，或者，像他自己所說：“渠道不多，消息比較閉塞”。除此以外，趙只有一個支持者，那就是鄧小平。當然，那是一位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鄧，面對元老們的強烈反對，他也必須左顧右盼，權衡折衷。因此，每當鄧表示隱退之意，趙就堅持請留。據趙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離他政治生涯最後被毀只有一個月——鄧還在向趙重申，他已經取得了陳雲和李先念的同意，讓趙做兩屆總書記。（總書記這個職位，是趙1987年1月從胡耀邦下臺後接過來的。）但是，在講到趙的悲劇之前，值得關注的是他在改革當中所起的作用。

人們常把鄧看成改革的設計師。當然，沒有他當初對改革和開放的強有力的推動，就不會有改革。後來，在中共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隨時準備臨陣督戰，或者抵擋反對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進攻。但讀了趙關於他苦心探索改革這篇樸實無華的報告之後，事實就明朗了——改革的設計師，實際上不是鄧，而是趙。是趙，在進行了無數次的基層調研之後，才最終認識到鄧1978年12月復出以後仍在堅持的農業的集體化已經過時。是趙，支持了全國範圍的農戶包產責任制，用以發展農業和提高農民收入。誠如趙所敍述，沒有鄧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成功。但鄧自己併沒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這一突破的，是趙，不是鄧。

也是趙，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發展戰略。這和改革早期實行的經濟特區政策不同，這是動員全部沿海省份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努力：進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產，然後再同樣大規模地出口所得產品。趙要應付很多不同的反對意見，但是，一旦他取得鄧的支持，事情就比較順利了。趙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結束後繼續存在，只是在那以後，沿海發展戰略同趙聯繫太緊密，因而這個名稱被棄置不用，不再把成績歸功於他罷了。

對失敗，趙也承擔了責任。1980年代後期的大事之一是價格改革，但在後來的討論中，鑒於當時的經濟形勢，趙同意暫停。那是很罕見的：他居然同他的兩個主要對頭李鵬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鵬和姚依林利用了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排擠趙。鄧的態度很明朗，趙在擔任總書記之後必须繼續主管經濟工作，但李和姚越來越不理會趙的意見。作爲中國政治體制裏的老手，他們很快就感覺到了趙的權力在減弱。

趙的成績是很可觀的。更可貴的是，在他的級別上，他幾乎總是孤軍奮戰；他擁有一批忠實的擁護改革的官員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軟禁的助手鮑彤。但是，是趙，需要在第一綫去説服或同元老們展開周旋；也是趙，必須自己去防備身後氣急敗壞的“同事們”李鵬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還是趙，必須説服中央或省裏的官僚們，而這些人的思路，可能還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們念念不忘保衛固有的領地，堅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趙，在整個1980年代，直到他離開政治舞臺，都在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調研，而討論，而爭辯。在選擇趙作爲他的改革的設計師上，鄧表現出極佳的判斷。

趙從來沒有想當總書記。他喜歡做事，不願意捲入爭論，不管是政治方面的，還是理論方面的。如果鄧有總書記的其他人選的話，趙會非常樂意繼續做總理。但是唯一的人選來自耍陰謀詭計的保守派，趙天真地信以爲真，鄧卻看破了他們。趙只好勉為其難，他也因此被迫處於困境。

他很快就認識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護航是多麼幸運。趙現在接收了兩個主要敵手，胡喬木和鄧力群（“小鄧”，但同鄧小平沒有親戚關係）。胡喬木是筆桿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書和得寵的捉刀人。鄧小平已經同此人幾年不打交道了。鄧力群長期以來是左派理論家，同保守元老們密切聯絡。他掌控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以製造反對改革的觀點和評論為業。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小鄧”非常倔，像頭“湖南騾子”。但是他的支持者們無疑認爲，他是在光榮地為真理而鬥爭。

趙以前對胡耀邦和胡喬木與“小鄧”之間的思想理論鬥爭根本不感興趣——他們也認爲，趙態度中立，只關心別讓思想理論問題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當胡耀邦被迫下臺以後，他們原以爲可以大張旗鼓推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卻遇到了趙的反對。在很短的時間裏，趙做成了胡沒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瓦解了“小鄧”的權力基礎，關閉了《紅旗》雜誌等左派刊物。

作爲補償，趙建議“小鄧”在下一次黨代會擔任政治局委員，給他一個說話的地方。這些都是經過同意了的，當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時——選舉中央委員，然後從中選出政治局委員——小鄧沒有被選上。鄧本來曾經表示同意提昇小鄧入政治局，但鄧現在主張維持選舉結果。支持小鄧的元老們對此十分惱怒，從此把趙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敵人。

但是趙還是取得了進一步的勝利。他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貫穿整個改革年代的揮之不去的問題：如果說中國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爲什麼現在反而採用資本主義的一套做法呢？他決定使用一個現成的説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賦予它以全新的理論地位。這樣，既不至於否定社會主義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國從社會主義教條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他還試圖使所有的人滿意，因而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地位。這是鄧1979年強調的，即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趙把1978年使鄧恢復權力的那次中央全會解釋為，實際上既包含了四項原則，也包含了改革開放，二者同等重要，它們是兩個要點，共同圍繞着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這一論述，被鮑彤及其同事表述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口頭語。併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禮，但鄧小平喜歡，因而就成立了。這一論述，構成了趙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報告的理論基石。

當我們說到1989年4至6月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時，也可能西方讀者接觸到的材料比趙紫陽當時所能接觸到的還要多。這是因爲有一本在海外發表的共產黨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許趙從來沒有接觸到，特別是元老們決定趙下臺以及選擇接班人的會議記錄。趙在這裏提供的，是他對學生運動的分析，以及他對之採取的政策。

趙因爲對學生運動持寬容態度，使李鵬等保守派同事惱羞成怒。趙認爲在初期的抗議活動以後，使用説服的手段可以使學生回到校園。李鵬曾保證根據趙的意思去做，趙就啟程前往北韓，進行早已安排好的訪問。對趙不幸的是，李鵬找到了機會，背棄了他（向趙做出）的保證。趙一離開，李鵬趕緊召集北京市委的幹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後向鄧小平彙報。他們的報告驚心動魄，預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勢，將會有全國性的動亂。鄧的腦子裏有文革時兒子被鬥殘廢的記憶，這樣的報告肯定會使鄧小平深受感觸。他將事件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在朝鮮，沒有任何其他信息，在無奈中，只有同意鄧的説法。李鵬作出安排，把鄧的語言和情感立即寫成《人民日報》社論，在4月26日發表。出乎李鵬預料的是，社論不僅沒有使學生們屈服，反而激怒了他們，因爲他們的愛國行動被誣衊了。27日，學生們衝破了警察的攔阻，再次到廣場遊行。在鄧的幫助下，李鵬促成了學潮再次昇級。

趙回來以後，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論裏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論收回，學生運動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過諮詢得到的結論，同他已經感覺到的情況，是一樣的：鄧根本不願意否定社論。李鵬最大的勝利在於他終於找到了一件可以離間鄧與趙的事情。趙試了其他方法向學生顯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經沒有選擇，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他抵制戒嚴歸於失敗。趙的時代結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參加中央會議，接受被廢黜。

逝世於2005年的趙，在軟禁當中度過的時間比主持改革的時間還要長。在這個期間，他只偶爾被允許出行到經過謹慎選擇的地點，偶爾打打高爾夫球，偶爾會晤被仔細篩選過的來訪者。趙的許多時間只能用來抗議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無聊的禁令。作爲一個有良知的黨的官員，他向他的監視者援引憲法和黨規。看來他真的相信——也許出於天真——在他義正詞嚴的壓力下，某一天，他的敵人就會退卻。然而，不然。在處理趙紫陽一案中，合法與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權力和穩定。也許，趙從鄉下來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沒有法律的地位？不過，也許，如果他出現在街頭，如果被發現後在人群中引起騷動，如果領導集團因此發生出自內心的恐懼，也許他能從中得到某種安慰？

在幽禁中，趙想過政治改革，想到鄧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認爲鄧其實併不相信什麼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緊國家管理的機制而已。胡還沒有一個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據他在政治運動中溫和的態度，和他堅持平反以往運動中的全部冤假錯案，使趙認爲，如果胡能繼續執政，他一定會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趙承認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經濟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漸體會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會遇到災難：比如大規模的腐敗就會不斷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經可以告訴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中共的執政地位可以不變，但執政方式必須改變：法治必須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會各方面力量對話溝通的渠道。他認爲，各種社會力量應該有權組織自己，而不是從屬於黨國領導之下的機構。趙希望，縱使選擇有限，在全國代表選舉中也應該有選擇的餘地。

之後，趙的觀點又進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現代化，包括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中國，這意味着一個長期的過渡階段，這需要共產黨做出兩個突破：允許不同政黨的競爭和新聞自由。而且，黨內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獨立也要先行。在簡短的分析後，趙根據他的經驗，講了推行這樣的改革在中國會是多麼的艱難。

趙紫陽被囚禁的故事引發了（我的）兩個想法：一個熱愛國家的官員，如果只有在多年賦閑全力反思的條件下，才得出了中國需要民主的結論，那麼對於日理萬機的官員來說，又有什麼休閒時間，或者有什麼（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夠在當朝當政的條件下，得出同樣的結論來呢？如果他終於能够得出這種結論，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黨內反對力量之下，來實現這個結論呢？中國之所以能夠擺脫斯大林式的經濟模式，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大災大難動搖了這種模式。中國不需要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想去實現趙紫陽最後遺言中的結論，這個黨就必須從根本上有所變革。

如今的中國，趙紫陽是不允許存在的。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他們為國効力，功勳卓着，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壞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